他是一位不起眼的瘦小的朝鲜族老人，因为长期的野外勘察，脸庞晒得红红的。熟悉他的人说，每次见他好像他都在思考问题，而且好像肩头有很重的担子。
是的，这话一点都没错。崔政权确实重任在肩，他的肩头有三峡130万移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他的肩头有为三峡130万移民寻找福祉的重任……
追寻崔政权的足迹，三峡的山水最有话语权。这里的山熟悉他，这里的水亲近他，700余平方公里的库区每一处都有他曾经的跫然足音。
奉节：力排众议，选址三马山
崔政权说，“要为三峡百万移民找到一个安稳的家园，要对党对国家高度负责。”
三峡是国内外的焦点，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然而它成败的关键却在移民，它是世界上水库移民最多、工作最为艰巨的移民建设工程。库区13座县（市）城、129座集镇需要搬迁，移民上百万人，这在中外水电发展史上从未有过。
然而这里的地质构造十分复杂，除了火山活动、冰川和破坏性的地震活动外，几乎囊括了所有的地质问题，堪称“地质博物馆”。要在地质条件如此复杂的地方，为100多万移民找到一个新家，将承担怎样的风险和责任？这样一个重任在1991年9月落在了崔政权的身上——他被任命为三峡库区迁建选址和地质论证的总负责人。
天降大任于斯人。崔政权深知责任的重大。三峡库区地质工作是“通天工程”，任何一个闪失都会引起国际反响，全国人民都睁大了关注的眼睛。崔政权常常告诫自己：“要为三峡百万移民找到一个安稳的家园，要对党对国家高度负责。”高度负责，简简单单的几个字，付出的却是旁人不知的艰辛。
“三峡工程是国际一流的工程，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成果也必须是第一流的。”这是崔政权给长江委地质工作人员，也是给自己立下的标杆。
地质工作是艰苦的行业，不到地质现场、没有第一手的资料，很难作出科学的判断。当时，崔政权已经年近花甲，而且身体单薄，可是他每年却都要带队巡查库区两三次，攀高坡、下沟谷，足迹踏遍了三峡库区的每个角落。
1994年10月，崔政权带领长江委地质人员，用40多天时间对三峡库区20个县（市）150余处可供建城（镇）部位进行了全面考察，跑遍了库区淹没线附近的山山水水。
那时候的交通不如现在方便。车船周转，每次往返在路上的时间都要半个月左右。每到一处，崔政权都不顾旅途劳累，马不停蹄地到现场勘测。老乡们经常看见他拄着拐杖、背着草帽、带着相机，风尘仆仆地出现在各个地质灾害现场。而崔政权两脚泥巴的样子，真的和他们想象中的“大师”相差甚远。直到他逝世很多人才知道，那个常和他们唠唠家常、一起吃饭的精瘦老人，居然是中国工程勘察大师。
这次考察结束后，崔政权立即向国务院三建委提交了《关于三峡工程库区涉及移民工程的地质、岩土工程问题的报告》,亲自拟定了《三峡工程库区城镇建设中岩土工程实施要点》，为城镇迁建选址提供了地质依据，有力指导了迁建工作。
奉节，一个有着2300多年历史的古城，是这次三峡工程迁建的城镇之一。从上世纪80年代起，奉节人民就在为自己的家园寻找新址。为了奉节的历史和未来，新城的选址遵循“三个不脱离”的原则：不脱离老奉节，不脱离长江，不脱离白帝城。这些可都是奉节灿烂的历史和以后发展的机遇啊。
可是一次两次，方案一再被推翻。奉节的新址最早选在草塘，崔政权用发展的眼光观察过后，指出这里受地理环境的影响，不利于以后奉节的发展。也就是说，如果选在这里，奉节今后的发展会受到地理的局限。1993年年初，宝塔坪方案出台。经过实地考察，崔政权指出，这个方案肯定不行，因为这一带存在严重的地质隐患，是一个大的“坠覆体”，不适合建设新城。
就在奉节新址方案举棋不定的时候，其他城镇的新城建设早已开始。如果因为奉节的问题导致整个三峡工程蓄水延期，那该是多大的影响啊。奉节人也开始焦虑了起来。
终于，经过多次勘察，奉节新址选在了如今的三马山。这里最大的好处就是为奉节今后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空间。规划中不仅有铁路，还有高速公路将从这里经过，这将结束以往奉节只有水路的历史，交通的便利将使奉节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
于是，新奉节紧锣密鼓开始建设了，奉节人民对新生活的希望也在一天天增长。然而就在新奉节建设飞速推进的时候，一批来奉节新址考察的科研人员却得出了一个让所有奉节人惊骇的结论：奉节新址三马山是一个大的滑坡体，奉节新城的建设必须立即停下来。
这无异于晴天惊雷。停下来，就意味着国家已经投入的上亿元资金将付之东流；停下来，就意味着三峡工程可能要因为奉节而不能如期蓄水。可是，不停下来，新奉节如果真地建在大的滑坡体上，数万人民的生命岂能儿戏，出了问题谁能负得起这个责任？！
奉节县领导请来了崔政权，请他重新对三马山进行地质勘察，由他来决定这里是不是安全，新城的建设是不是要继续下去。
这是何等的信任，又是何等重大的责任！换了别人，也许会提出重新选址的建议，因为舆论已经有了三马山不安全的倾向。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情。
可是崔政权本着一切从科学出发的原则，不唯上，只唯实。通过细致的实地勘察，崔政权的结论是：三马山地区总体安全，局部有不安全因素，但经治理并长期坚持监测，不会出现地质危险，并出具了地质勘察报告。
有了这份地质勘察报告，奉节县领导心里有了底，奉节新城的建设得以继续进行。
一位来中国考察的专家曾这样称赞奉节：她是我见过的三峡两岸最美的城市。入夜后，从长江上望过去，星星点点的灯光，整个奉节像是挂在山上一样，真美。是的，奉节古城2300多年的历史虽然已经永远沉寂在水下，可是奉节新城“长在水中、挂在山上”的亮丽姿态依旧不断地吸引着南来北往的人们。
“没有崔大师，就没有奉节的今天，奉节人民都在感激他为我们寻找的新家园。”奉节的百姓这么说。
巴东：“神机妙算”众人折服
崔政权说：“要一切从科学出发，实事求是，力图将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
不仅在奉节新城的选址，在巴东、在秭归，崔政权的名字更是被人们传说得很神奇。
巴东素有地质博物馆之称，自古就是三峡库区自然、地质灾害最为频繁的地区之一。早在1979年，巴东就聘请某规划院选址、详勘，并由上级批准黄土坡为建城新址。经过十几年的建设，1992年，巴东新县城已基本建成，投资达1.8亿元。县城的一批机关也已经迁到了黄土坡。
可就在巴东人民沉浸在新县城即将落成的喜悦中的时候，当年5月，崔政权第一次到黄土坡考察却得出了意想不到的结果。经过一系列实地勘察后，他对随行的县领导说：“巴东新县城建到了一个滑坡体上。这一带决不能再建设。另外，白土坡存在的地质问题也很多，也不能作为新县城的城址。”
崔政权的意见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但是已经投入的1.8亿元岂能说放弃就放弃，这是国家的损失啊。
紧随而来的事实证明了崔政权的判断。6月10日清晨5时45分，二道桥沟一带发生了崩滑，体积达4.6万立方米，有5人死亡，平湖路垮塌60米，损失约1000万元。
严酷的现实使当地政府认识到“巴东县城的命运同地质环境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决定聘请崔政权为地质顾问。
8月6日，崔政权考察三道沟，又发现了险情。他对随行的县领导说：“你要赶紧将这一带的单位和居民疏散到安全地带，这一带近期将要发生滑坡。尤其这座油库要搬走，否则滑坡下来引起大火，将成为特大灾害。到时后果不堪设想。”
有了上次的教训，这次无论如何也不能有丝毫的大意了。县领导当即表态立即采取措施，马上疏散。
就在距离崔政权要求疏散的地带附近的一块地方，上面也有商店和住房。“那一带要不要疏散，是不是也会遭到滑坡的侵袭？”
“那一带不受影响，不必疏散。”
按照崔政权的方案安排停当后，大家更多地把目光投向了那片没有疏散的地方，替他捏了一把汗。有人暗自嘀咕：为什么不把保险系数弄得大一点啊，或者不要马上表态，说再观察观察。这样既不失身份，万一有什么情况，也不需要担什么责任。
可是崔政权性情耿直，坚持一切从科学出发，就是明确地给出了不用搬迁的建议。
10月29日，被崔政权预测到的滑坡发生了，摧毁了170米209国道、70米港区码头、3个单位和3户农户的房屋。由于预报准确，防范措施得力，无一人伤亡，油库起火的灾害也得以避免。
这件事震动了整个巴东。因为在滑坡现场巴东人看到，崔政权预测要求搬迁疏散的地段果然滑下去了，而没有搬迁的地方没有任何灾害痕迹。
“神了！真是神机妙算，佩服啊！”“大师果然是大师，果然神。”从此以后，“崔大师”的名字传遍了整个巴东。
崔政权也是人，是一名普通的地质科研人员。在崔政权的“神机妙算”背后是多少岁月的颠簸、跋涉，是多少日夜的冥思苦想，是他对三峡库区地质环境的了如指掌。
从1991年9月到1996年11月，崔政权完成了三峡库区迁建新址选择和地质论证初勘、详勘报告1000余万字、图纸1万余张，在选址上为三峡库区新城建设避免了20余亿元损失。
科研：创新、创新、再创新
《系统工程地质导论》在某些领域填补了国内空白，崔政权因此被载入中外地质学史册。
1935年，崔政权出生于吉林省和龙县一个朝鲜族农民家庭。1956年，毕业于原东北地质学院水文地质专业。1956年至1990年，从事长江干支流丹江口、宝珠寺、江口、彭水等十多个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的地质勘察工作。
大量的地质勘察工作，使崔政权的业务水平迅速提高。他不仅善于在工作中总结经验，提出问题，而且注重学习和借鉴国外的先进理论和方法，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创新。
1981年9月，崔政权作为国内首批赴日进修生，到日本神户大学工学部土木系樱井春辅研究室进行岩石力学与岩土工程研究。
崔政权抓住在日本的学习机会，虚心向导师学习。回国后，崔政权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在地质理论方面不断创新。
1992年，崔政权通过考察，结合在巴东、奉节等巴东组地层岸坡的变形、失稳情况，提出了“坠溃”的概念，将其明确定义为“坠覆体”，并以此地质理论概念指导了巫山新县城的选址工作。自1992年至1998年6个水文年，特别是1998年长江8次洪峰，巫山县长达7公里的新城，边坡高达30~50米，一坡到顶，没有一处滑坡，实践充分证明了“坠覆体”理论的成立。
1992年5月，崔政权出版了自己60余万字的专著《系统工程地质导论》。他从分析工程地质向地质工程转化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不协调问题入手，提出了一套系统工程地质的理论与研究方法。融地质学、工程物探、岩体力学和岩体水力学诸参数为一体，推进了工程地质学研究的系统化、模型化和定量化。
更重要的是，崔政权将系统工程原理引入工程地质研究中，寻找到地质问题、工程勘察、工程设计和工程施工四者之间的交叉点和结合点，把四者作为一个系统整体问题考虑，从而为工程地质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生长点。
有专家这样评价这本书：“它标志着我国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和岩土工程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全书反映出作者站到了当代工程地质学发展的前沿……该书中的某些领域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填补了国内空白。”
当时国内工程地质学有两大学派，即成因学派和结构学派，专家们认为崔政权创立了第三大学派，即系统学派。国际工程地质学有四大学派，即苏联的地质工程学、奥地利的地质技术或岩土工程学、美国的环境途径工程地质学、中国的环境地质学，而崔政权以系统工程地质学创立了国际工程地质学的第五大学派。
崔政权因此被载入中外地质学史册。
1994年，崔政权被国务院授予“中国工程勘察大师”的称号。
终其一生，崔政权从来没有度过假。无论在勘察的车船上，还是在茶余饭后的空闲时间里，甚至于卧病休养在床，他依然坚持学习，以惊人的毅力不断充实已有的知识和理论体系，勇攀科学技术高峰。
崔政权主要靠自学掌握了日、英、法、俄四国语言，日语和英语达到了能熟练跟外宾交谈、发表论文的水平。53岁那年，他又开始学习法语，很快就达到了翻译著作的水平。他深知时间的宝贵，就连走路的时候耳朵里都插着耳机，嘴里叨咕着外语。他自学电脑，撰写所有中英文著述材料全部由自己输入。
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移民安置规划司副司长罗元华称赞崔政权是三峡库区地质“活地图”和库区地质灾害防治第一人。
中国地质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殷洪福赞扬崔政权为“我们这一代人拼搏的缩影”。
育人：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崔政权经常告诉年轻的地质工作者，一定要独立思考，不要迷信专家，不要迷信权威。
作为一位工程勘察大师，崔政权十分注重培养年轻一代工程地质与环境地质专家，并把这项工作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他在培养年轻地质工作者时，从来都是倾囊相授，毫无保留。
工程地质勘察是一项需要很强实践经验的技术。一名工程地质技术人员如果只有书本知识，缺乏实践经验是肯定不行的。因此，崔政权每次到库区考察或处理地质问题，总要把地质站的年轻人叫来，现场讲解，教授他们许多勘察地质情况的方法。
现在已经是巴东地质站站长的吴永峰，当年还是个毛头小伙儿。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察看黄土坡滑坡的那天，崔政权到巴东的时候已经是下午3点多了，可是他放下行李就立即和他们驱车前往滑坡后缘。当车子刚过滑坡后部的侧缘边界时，吴永峰告诉崔政权，“到了，可以下车了”，而崔政权却告诉他，要想把一个滑坡弄清楚，判断它是不是滑坡，最好就从它外围的正常岩体区看起，先把它的背景弄清楚，然后再到滑坡区里去发现异常、找出异常。如果一开始就钻到滑坡区里，恐怕就会不识庐山真面目、一头雾水。经他这么一说，几个随行的年轻地质工作者恍然大悟。
果然，正如崔政权所料，嘉陵江组巴东组第二段的正常岩层都很清晰，构造也很清楚，但一进入滑坡区，就很难看到成片的岩层出露，局部的岩层也显得凌乱，跟滑坡外围的不同。
就这样，整整一个下午，崔政权不仅带领他们察看了黄土坡滑坡的外围，还教给了他们在复杂滑坡区工作的一个重要思路、方法，也就是从外到内，从正常到异常，逐渐缩小“包围圈”。这些都是崔政权多年工作的经验总结，他毫无保留地将它们传授给了这些年轻的地质工作者。
崔政权经常告诫年轻人：“你们年轻人在工作者中一定要独立思考，不要迷信专家，不要迷信权威。”还半开玩笑地说：“就是我的话，你们也不要迷信，我也不可能永远正确。”
在学术问题的讨论上，崔政权也从不摆大专家的架子，总是启发式地和他们交流。“我的那些资料，只要你们用得着，就统统拿去。”这是崔政权对年轻技术人员常说的一句话。他一生积累的大量宝贵的学术资料，都无私地提供给青年同志学习、研究、引用。
此外，崔政权还充分利用自己是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和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等科研院所的兼职博导等有利条件，亲自联系派出年轻同志前往法国、日本进修博士学习。至去世前，他培养的年轻专家已达27人。如今这些年轻专家都能独当一面，成为单位的栋梁之材。他们非常感激崔政权，盛赞他是“学识渊博、品德高尚、胸襟坦荡、诲人不倦”的恩师和引路人。
心系三峡矢志不渝
他带着遗憾走了，因为他没能看到移民城镇的最终建成，没能等到三峡水库的最终蓄水。
2001年9月，已经超期服役的崔政权66周岁了，他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同事都以为他从此可以好好休息一下，老伴以为他总算可以在家享享清福，陪陪自己了。因为儿女不在身边，而崔政权总是出差，两人总是聚少离多。
可是，崔政权又怎么能停下来。他早已将自己奉献给了国家的地质事业。
2004年8月中旬，崔政权应邀参加了南水北调西线一期工程关键技术问题考察。考察途中，他突感身体不适，又发烧又呕吐。为了能继续参加考察，崔政权一路在车上打着吊针，一直坚持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地区考察。回到武汉，医院确诊，崔政权患的是肺癌。
如今回想起来，人们都说，崔政权是累的。那时候崔政权白天奔波在各个工地，拍摄大量的照片，夜晚则给照片逐张编写说明，撰写巡查报告，经常工作到深夜。长期熬夜，崔政权靠的就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提神。三峡库区的百姓都知道：崔大师有烟瘾，而且特别喜欢抽“555”牌。
崔政权没有被病魔吓倒，因为他对自己的身体一向自信。在治疗期间，他把笔记本搬到了病房，每天伏案十多个小时，以顽强的毅力用英文写出了数十万字的专著《立足地表变形信息的滑坡预报系统》。他觉得自己生病的这段时间正好可以好好利用起来，梳理自己多年的勘察心得和经验。他的病情也一度好转。
2005年秋，崔政权的专著成为我国科技部和欧盟七国合作的《中欧科技合作第五框架计划》的重要内容，他本人也被邀请参加10月在希腊举行的成果报告会。
可是一向自信的崔政权这次错了。出国前几天崔政权突然出现说话吐词不清的情况，妻子和同事都劝他不要去参加会议了。他却说：“我要为合作项目作一个圆满的了断。”
在希腊，崔政权说话已经十分不清楚了。他的报告不得不由参加会议的几个同志分别代读。在参加会议的十几天里，由于食物难以下咽，崔政权几乎没怎么进食。
10月29日，飞机刚降落在武汉，崔政权就直接被送到了医院。此刻，他还没有意识到癌症已转移到脑部，他念叨的还是和欧盟的合作项目。
住院期间，每当有来自库区的人看望他，崔政权总是不断询问库区移民安置情况。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他手里总拿着手机，好像要打给谁，又似乎想要叮嘱和交代什么……可是，他已经说不出话了。
就这样，崔政权走了，离开了他热爱的三峡，离开了他奉献毕生精力的地质事业。他带着遗憾走了，他没能看到移民城镇的最终建成，没能等到三峡水库的最终蓄水。
奉节人说他们要给崔政权塑像，巴东人说他们想把崔大师的事写进他们的移民县志……人们都想以自己的方式来纪念这位为他们谋得福祉的大师。
山水有情。库区那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新城记录着崔政权曾经的足迹，那静静流淌的峡江水讲述着崔政权一个个近乎传奇的故事。
他与三峡人有缘，三峡人因他而幸。
来源：中国水利报 2007年4月28
